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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我认为关键内容是如何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原则得到落实的问题。

三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监督中行使。法治思维是程序性思维

又要在惩处上加大力度，使其不敢。早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军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就指出享乐主义是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同时，在制度建设上还必须牢固树立制度重在管用不在多寡，制度重在执行而不在新旧的观念，废除不管用的制度，确保制度规范出台一项、细化一项、执行一项、管用一项。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实践证明，四风问题猖獗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公开，群众难以有效监督。

当恶小而不除的时候，大恶就会盛行。这一潜规则是如此的深入人心，简直就成了当代人为下代人开启的行贿第一课。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反腐原则必须坚守 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被揭露的贪腐案件数量增加、涉案人员级别提高的情形下，主张借鉴香港经验，以现在的时间点为界，凡是在此之前腐败问题，只要认错、退赔，就不再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的特赦贪官论进入人们视野。

如果将治标的力度降下来，被遏制的腐败现象就会反弹，来之不易的反腐态势就会逆转，建设政治清明的良好机遇期就可能丧失，反腐治本也就失去了基础和条件。这些观点虽然大多出于对反腐局势的关注和关心，透露给人们的却是对反腐败形势的误导，对反腐倡廉前景的不当担忧、对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吏性质的误读和曲解，关乎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重大原则，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建立在主观臆断和固化思维模式上的错误判断。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对当下反腐败斗争性质的误读，是对反腐败基本方式的误解。

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和错综复杂的利益调整，通过充分论证，制定了目标明确、计划周延、程序科学、方法得当的顶层设计方案。所谓大老虎联手反扑论，是一种低估党对反腐败的领导和驾驭能力、低估反腐败的群众基础和正能量的错误判断。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整饬四风，密切联系群众，重拳反腐，弘扬法治精神，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主法治进程，针对当前腐败猖獗、易发多发的情况，明确提出并实施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打好基础、做好准备、积累经验、赢得主动的反腐战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全党全社会的衷心拥护。因而必须统一思想，明辨是非，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确保反腐败斗争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因为这种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的策略，违背了法治精神和治党必严的反腐理念。至于寄希望反腐败自然降温，风暴过后照样腐败的说法，实质上是心存侥幸腐败者的一种幻想。

那种把反腐败斗争视为新一届领导集体释放执政理念、赢得群众支持的权宜之计的认识，是毫无根据的错误判断，抑或是别有用心的肆意歪曲。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对反腐倡廉建设做出重要部署，以群众路线教育为主题的作风建设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得到有效遏制。不可否认，一年多来被查处的腐败官员频频曝光，的确产生了极具震撼力的冲击波，给人以反腐风暴之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形成了打破常例的反腐高潮或反腐运动。坚决反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打棍子扣帽子，搞扩大化等运动性做法。

违纪者受党政纪处分，违法者受法律制裁。实践证明，反腐治标是反腐治本的前提和基础，治本必须依托治标来进行，离开了查办腐败案件，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就会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性

要做到上述这些，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特殊时期，立法必须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它一定是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试错的结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出权威不高、运行不畅、监督乏力，以及民主推进迟缓、立法质量低下等诸多弊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核心所在。后者只有宪政才能达成。前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苏共靠城市暴动起家，因此苏维埃制度是建基于两院制和联邦制至上的制度，并且东正教一直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惜乎中共在革命建设受挫后对战争时期集权化动员体制的依赖，以及整个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现代民主意识素养的欠缺，造成他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轻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性宪制制度，自从54宪法正式确立以来(其实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业已作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共无意将其立即兑现)，迄今为止已经走过风雷激越的60周年。这种惯性一直延续至今，以致于过去十年整个国家发生了深刻的治理危机后，党内开明领导人才想起重启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

立法法的修正案拟将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由49个扩大为282个城市，引发了社会有关地方人大现有的人员素质、机构配备能否承受立法主体扩容之重的忧虑;行政授权立法的泛滥，不断僭越人大的立法权限空间;两高的司法解释时常超越职权范围，形成检察官、法官造法的乱象;多层次的立法因缺乏有效的立法监督机制，而严重冲击法治统一原则;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等等。中国的国号号称为共和国，但共和国所必须包含的选举制、限任制、阶层妥协、执政者的美德等元素在我国至今都没有实质性具备，因此从循名责实的角度来说，将其称为人民大会政体也未尝不可。

中共靠农民运动、土地革命起家。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大致可以化约为以下几个问题：党的领导决策权与人大重大问题决定权、党管干部与人大人事任免权、党规党法与国宪国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协调处理?执政党的活动是否纳入人大监督范围以及人大如何对党监督?一个现代国家，如欲整合国家秩序必须有一套健全的法律系统，但是要实现人权保障，则必须限制政党和国家的权力。

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党尤其应该做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立足于中国实践，探求人民代表大会理论的创新，或许是告别激进寻求稳健发展的可行路径。人民大会制度虽然仿效了前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但它并非一成不变的飞来峰，而是加入了中共很多创造性的改造。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不仅要坚持人民大会制度，而且还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通常指实现国家权力的体制，近代以来最为常见的政体划分，是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两种，其中两种又各自有不同的变种形式。

还要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公民的民主意识水平，不断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推进真正的差额选举，改进人大代表同公民的联系制度，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承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官方将人大制度一直界定为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党要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并带头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了的改变而改变。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执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先提出的重要主张，而习近平在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要按照总结、继承、完善、提高的原则，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推动人大工作提高水平。它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式上兑现了让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承诺;又建构了权力一元制的国家权力结构，完成了实质的国家权力整合;保证了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实现了社会结构由宗法制向单位制的转型……所以中共能够完成对国家的实质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居功奇伟。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奋斗宗旨乃是组织、支持人民当家做主。

立法是法治的源头，立法出了问题，不可能指望执法、司法独善其身。中国虽然也是多民族国家，但中共仍然没有照搬列宁的教条，而是采用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体。习的讲话颇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他对人大制度的重新阐释，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法治能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但只有民主才能焊牢笼子，并让人民亲自执掌笼子之链。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党必须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